从中日丛报与中国丛报之渊源看早期英美汉学与(11)
只有那些不得不和中国官员打过交道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中国人的欺骗性。中国的外交艺术,也就是隐瞒事实,或者是将谎言掩盖在一副忠君报国嘴脸下的艺术,是中国官员修炼多年的功课。②James Summers,“The Lay-Osborn Expedition to China,”CJR,vol.1,Jan.1864,p.321.
相对而言,日本积极配合西化的态度,导致西方人对日本有更好的观感:
日本在行政管理上的活力、在国家安全保障方面的力量,以及相对有限的君权使得权贵能够参与政见表达与判断——或许是这些因素赋予了日本政治上的这种可以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③James Summers,“Introductory Essay,”p.3.
但日本也免不了和中国同被贴上“半野蛮”和“异教徒”的标签,以及相应的殖民者对中、日共同的“义务”和姿态,“光指出中国和日本是半野蛮人(sem i-barbarians),或者从他们宗教的本质而言,说他们是迷信的异教徒,都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了解他们历史的特质”④James Summers,“Introductory Essay,”p.8.。
由此我们发现,正如《丛报》是美国汉学的起点一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日丛》可以视为英美专业日本学的起点。从《丛报》早期对日本的关注与报道,到其续刊《日丛》的专门日本研究,可以总结的一个事实就是:早期英美的“汉学”之中包含了对日本的关注和兴趣;《日丛》作为《丛报》之续刊,体现了英美汉学界从“中国学”到“日本学”扩展的清晰脉络,乃至东方学的扩展过程。
结 语
最后,要说明的是,《日丛》出版时间并不长,内容十分有限,其生命力与权威性,与后来的《通报》《华裔学志》(MonumentaSerica,1935—)等专业汉学刊物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一份个人创办的学术期刊,《日丛》的价值或许并不仅限于其汉学研究内容的价值。韩大伟()曾经从文献学的角度将西方古典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耶稣会士阶段”、“法国汉学学派时期”和“英美学派时期”。⑤韩大伟著,程钢译:《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世界汉学》,2005年第3期,第7页。《日丛》更大的意义是,一方面它作为《丛报》“续刊”在西方这三个汉学“时期”之间的传承使命和作用:《日丛》创办期间,正值西方上一份汉学期刊《丛报》停刊十多年之后、下一份专业汉学期刊《通报》创刊前近三十年之际;不仅如此,《日丛》较完整地记录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乃至欧美的汉学界、日本学界在专业化的初级阶段的活力、特点和生成发展机制。如果对该刊订阅者或者赞助者的身份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除了有中国生活经历的这个群体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类别,就是当时欧洲的学院派汉学家、日本学家或者说是东方学家,如法国汉学家洛图尔、时圣奥古斯丁学院东方语言教授 Reinhold Rost、大英博物馆埃及与东方部门管理员Samuel Birch等,这些属于欧洲传统学术范畴中专门领域的学者,他们对中国研究的关注,正是英国汉学走向学院范式的开始。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日丛》与《丛报》的渊源,就如英美两位汉学先驱马礼逊与裨治文在广州十三行夷馆的密切关系一样,体现了美国汉学与英国汉学之同源发生关系。而《日丛》作为《丛报》之续刊,则更是脉络清晰地展现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界从“中国学”到“日本学”扩展的过程。可以说,早期英美的“汉学”之中就包含了对日本的关注和兴趣,后来的西方现代“日本学”,就正是在英美汉学发肇之际,相伴诞生的。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网址: http://www.rbxkzz.cn/qikandaodu/2021/0223/4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