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6)
三、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非东方主义”特性
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外位的研究与高度参与性的、具有独特体验的研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他没有一般美国学者对东方国家所持有的那种“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他的研究是一种“非东方主义”的东方学。这也使他的研究作为“东方学”和“日本学”学科成果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就我们中国而言,唐纳德·金的研究成果在国内日本学界虽缺乏系统译介但也有较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其某些关于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观点被加以引用,其中引用较多的是他关于日本文学史、日本戏剧、日本诗歌、日本小说以及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的观点。具体而言,有学者在论及国内外的日本文学史著作时会将唐著《日本文学史》作为参照,如王向远在《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一文中在论述日本文学史著作规模时就提到,唐纳德·金的《日本文学史》规模之大乃世界领先。还有学者在研究具体的日本文学作家、作品时引用了唐纳德·金的观点,如张哲俊在研究《源氏物语》时引用了他的观点,即日本小说“很多都是结构拙劣,一篇小说有几个几乎是独立的部分联缀而成,与此相关,《源氏物语》就没有欧美小说概念的结构。”有学者还撰文提倡中国学者在研究日本文学时决不能跟在日本学者后面人云亦云,当我们盲目追随日本人时,殊不知无意中丧失了研究日本文学最好的角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异文化的立场、角度出发,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去创作性地理解日本文化,往往能够揭示日本人自己从未发现的日本文化的深层底蕴。本·尼迪克特、唐纳德·金的成功,最大的原因就是立于“旁观者”的外位立场。可见,唐纳德·金的学术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给中国学界带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他的论著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是具有启发性的。已故日本文学专家叶渭渠先生生前曾在给笔者的回信中指出:“研究美国日本学,唐纳德·金是不可或缺的第一人。”
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以来,用“东方主义”来概括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有负面意思的,大意是指该研究者抱着18、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态度来理解东方世界,又或是指外来人对东方文化及人文带有偏见的理解。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西方学者的所有研究成果。正如“orientalism”一词本身即具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的涵义一样,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著述中同样具有知识性、学科性的东方学研究,它们更多地是在向读者介绍东方知识、探究东方人的思想状态,同时也在表达他们这些研究主体的东方观。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的表述肯定不能统统归入“帝国主义态度”的范畴。综观唐纳德·金的人生历程和他的学术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一生是喜爱和推崇日本文化的一生。他与日本有着长达80年之久的不解之缘。从学术研究的历程来看,他30来岁的时候便编选了《日本文学选集·古典篇》和《日本文学选集·近代篇》,他耗费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4卷本的《日本文学史》(日文译本有18册之多),他在关于日本人日记的《百代之过客》等著作中随着日记主人公的感情而喜怒哀乐,这些都不是一个持“东方主义”立场者所能够做到的。唐纳德·金在日本非常有名,甚至有“在日本没有人不知道唐纳德·金”这样的言论,他还获得过日本政府的奖励,以表彰他在向西方传播日本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这些都从侧面说明了唐纳德·金研究的“非东方主义”特性是他获得作为东方人的日本人共鸣的根本原因。
归根结底,唐纳德·金的这种“非东方主义”特性来源于他特殊的人生历程和文化身份,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在精神上向日本文化皈依的美国人”。纵观其一生,可以发现唐纳德·金与日本文化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密切的过程:青少年时期的模糊和朦胧—大学时期的走近与喜爱—军队服役时期的深入了解—大学任教后的深入与痴迷—晚年的精神皈依。青少年时期的模糊和朦胧来自于他与日本文化的相遇。1940年的一天,当他在纽约一家书店用49美分购买了阿瑟·韦利翻译的《源氏物语》之后,他被书中优美的文字和其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从此爱不释手。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他选修了角田柳作的“日本思想史”课程,这让他对日本的认识大大加深。担任海军情报士官的时期,是唐纳德·金真正走近日本人内心世界的时期。从海军日语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珍珠港、阿图岛、基斯卡岛、埃达克岛、菲律宾、冲绳和关岛工作。这一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人,也读了不少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士兵写的日记,了解了不少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例如,唐纳德·金的《百代之过客》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网址: http://www.rbxkzz.cn/qikandaodu/2021/0223/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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