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2)
从学术研究的立场与方法论上看,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是外位的研究与体验性的研究,是这两种姿态与立场的辩证统一。
唐纳德·金在研究日本文学的过程中,持有一种“外位立场”,这与他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尽管他与日本文化如此亲近,但不可否认的是,唐纳德·金是一位在美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这里的“外位立场”其实就是美国立场。这里的“外位”一词来自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米哈依尔·巴赫金。他在论著中多处提到了“外位”或“外在”的概念,例如,他认为, 移情只是审美活动的个别要素, 而不是审美活动的总体。如果没有审美主体外在立场的丰富视野, 移情只能停留在认识和伦理的层次而难以达到审美的层次。①对于唐纳德·金来说,他的研究对象日本文化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等就是他的“审美对象”,他这样一位生长在美国的学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正如“距离产生美”那样,唐纳德·金审视日本文化的眼光与那些日本人不一样。那些日本学者与日本文化、日本文学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他们因“身在此山中”而视野受限,但是唐纳德·金却不同。他是生长在美国的地道美国人,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站在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立场上,去揭示日本人未发现、未谈及的角度或问题,这是他研究日本文化与文学的一个基本立场。这样的立场会让唐纳德·金更为冷静地去认识和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例如,在论述《源氏物语》时,唐纳德·金指出:
在句子的慢条斯理的节奏中,韦利可能比塞登斯迪克更接近原文。但可能没有一个译者能完全忠实于原文和英语。他还冷静地指出,《源氏物语》文体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文中出现了近八百首汉诗。快速阅读翻译后,觉得他们似乎没有给叙事增加多少内容,人们可能只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平安时代的人能够用诗歌说话,他们美化他们的语言就像美化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然而,更仔细地阅读这些诗作,会使其更有说服力,它们不仅创造了文体上的美感,而且创造了一种抒情的叙事方式。②
与日本学者不同,唐纳德·金非常自如地将《源氏物语》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在结合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生活基础上,他指出,《源氏物语》中的诗歌也是一种叙事方式的创新。同样是对《源氏物语》的评论,唐纳德·金以一位富有才华的西方批评家的笔触写到,小说结尾给读者的印象是不确定的,但日本的学者从不认为小说尚未完结。唐纳德·金认为,紫式部以水平卷轴画家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世界,这位画家在描绘了人山人海的场景后,在最后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消失在黑暗中的令人难忘的身影。对唐纳德·金来说,这既是他对日本批评界的融入,也是一种西方式的外在观照。
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学总体特征的归纳也体现了他的外位立场。1981年,唐纳德·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过一场讲座,这次讲座的内容后来被整理出来发表在当年《国外文学》第2期。在这篇文章中,唐纳德·金谈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日语与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日本文学的许多特点都来自日语本身。从诗体来说,基于日语多以元音结尾的特征,日本诗歌有其独特的形式,散文与韵文的区别与其他民族不同。以文体而论,日文也有自己的特点。譬如句子,日语典型的句式都是动词在后。这种来自语言的特点是难于改变的,一些作家试图改变它,往往行不通。在谈论这一特征时,唐纳德·金结合了英语、德语以及俄语的特征加以论述,此外,他还提到了日本文学的“奇数特征”“余情余韵”等特点,笔者以为,唐纳德·金之所以能够如此收放自如地进行综论,除了因为他对日语与日本文学的熟稔之外,外位的立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种“外位立场”也常常会让唐纳德·金不盲从于日本学术界固有的观念,而在冷静仔细的阅读和研究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以唐纳德·金对日本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为例,他在《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一书中就曾指出:“我在本书中试图分析1720年至1830年间日本洋学的发展以及产生的效应。1720年是日本官方开始关注洋学之年。1830年则是西博尔德被逐出日本之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危机四起,直到打开国门才得以最终解决。这两个年份之间的百余年是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是日本知识分子与锁国制度抗争,冒着生命危险探索西方知识的年代。很多观点认为随后在日本发生的令人注目的变化应归功于佩里提督的黑船来航,事实上正是靠本多利明等先驱知识分子惊人的努力和热情才使这种巨变成为可能”。③在这里,唐纳德·金考察了致使日本变化改革的“内在驱动力”,这是对那些过度注重外来力量影响的学者们的纠偏,也是对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补充和贡献。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网址: http://www.rbxkzz.cn/qikandaodu/2021/0223/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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