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5)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与书中的五位作家都有交往,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在与这些作家交往的过程中,唐纳德·金充分感受到日本思想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通过他们,唐纳德·金也更为广泛地参与了日本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例如,在《安部公房》一章中,唐纳德·金饶有趣味地介绍了他们相识并成为朋友的过程。根据唐纳德·金的记叙,他们的首次见面发生在1964年的秋天,当时安部公房为小说《砂女》的英译本事宜来到纽约。那一年,根据安部公房小说改编的电影《砂女》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大奖。但唐纳德·金声称那次见面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他的根据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见安部公房带了一位年轻的女翻译,这让他感到恼火,因为他觉得安部公房这是在质疑自己的日语能力;另外一个原因是唐纳德·金后来从安部公房处得知的:当时我刚从日本回来,正饱受时差之苦,我想我可能表现得有点昏昏欲睡。安部公房是东京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后来告诉我,当时的他仔细观察了我的一举一动,从我走路的姿势中,他断定我是一个瘾君子。总之,很难说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成功的。但到了后来,他和安部公房越来越熟悉,最后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唐纳德·金的日本友人中,三岛由纪夫是一位在创作上非常奇特且影响很大的著名作家,他与唐纳德·金的来往很是密切。日本学者千叶宣一教授在《国际上对三岛由纪夫的评价——海外的受容情况》一文中曾对他们之间的深厚交情做了详细的评论,现引述部分文字如下:
在日本文坛上无限孤高的三岛由纪夫正在作死的准备的时候,给金氏寄去最后一封信:“唐纳德·金先生:前略,我终于如我的名字那样成了魅死魔幽鬼夫了。金先生的训读法是学问式的真正正确的。关于我的行动,我相信你完全理解,无庸赘言。很久以前,我就想过我要作为武士去死,而不是作为文士去死。如今我写信向你致意,像是一般的礼节,可是金先生对我的亲切、友情、温存,我是感激不尽的。承蒙你的关照,使我能对自己的工作抱有信心,同金先生的交往是充满快乐的。真是太感谢了。我还有一个冒昧的请求,请予谅察。那就是我放心不下的《丰饶之海》这件事,谷崎氏死后,克纳福出版社突然对谷崎氏变得冷淡了,对出版他的作品有可能不很痛快了。我的《丰饶之海》第一、第二卷已基本上翻译出来,它出版大概不成问题。问题是第三、第四卷,给你添麻烦了。
诚如千叶宣一教授指出的那样,在考察三岛由纪夫的国际名声形成过程的时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在占主导的基调上,唐纳德·金所起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唐纳德·金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参与体验式研究。他不是只读其书、远在他方的异国研究者,还是参与到三岛由纪夫文学创作、文学出版以及其生活中的一位友人。如此丰富的体验让唐纳德·金对三岛由纪夫的解读格外发人深省。因此,他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很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种切合日本人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研究方式及其丰富的成果,让唐纳德·金受到广泛的赞誉和认可。美国研究日本文化的评论者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曾评价到:不能说基恩不是一位富于独创性的评论家,……在日本的外国评论家中,没有人比基恩更能为日本文学界所接受。里奇的话并不夸张,唐纳德·金是非常受日本人欢迎的,其中既有名作家和文化人,也有普通读者甚至民众。在唐纳德·金的朋友名单中,我们会发现一连串熟悉的名字,其中既有上面提到的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司马辽太郎等作家,也有当时的中央公论社社长屿中鹏二等其他文化界人士。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唐纳德·金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形象。1982年的一天,唐纳德·金和司马辽太郎一起参加《朝日新闻》办的研讨会,会后用餐时,司马辽太郎对《朝日新闻》社的人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当时的《朝日新闻》不好,若要办好就必须请具有国际视野的唐纳德·金来担任编辑才可以挽回局面,就像当年《朝日新闻》邀请夏目漱石一样。唐纳德·金著作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被译为日文且影响很大,如《日本文学史》《百代之过客》《日本人的美意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以及关于日本戏剧、小说的一些著作等,这与日本有一批他的忠实的译者有关系,代表性的人物有德冈孝夫、角地幸男、新井润美等人。唐纳德·金的著作及其观点见解在日本学界也被大量引用。这些均说明唐纳德·金的日本文化研究和日本文学研究得到了研究对象所在国家的人们的认可。很多日本人认为唐纳德·金本人已经高度融入日本社会之中,甚至跟他们“没有差别”了。司马辽太郎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唐纳德·金不是美国人,而是出生在美国的日本人。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网址: http://www.rbxkzz.cn/qikandaodu/2021/0223/4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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