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政策动因及法律保障研(2)
1.3协定构建了军事情报运作规则军事情报运作规则涉及涉密军事情报的访问、传输、存储、销毁、复制以及翻译等具体环节。请求访问涉密军事情报的缔约国应获取该国官方授权,对于被请求获取涉密军事情报的缔约国应就军事情报所处的介质提供咨询意见,并提供军事情报的主题、范围和最高级别。一旦两国就涉密军事情报发生了交换的事实,双方就应该根据GSOMIA的安全要求制定符合本国法律的安全措施,且这种安全措施主要依据“对等”原则而制定。具体而言,GSOMIA将涉密军事情报分为三类,分别是涉密文件和媒体、涉密设备以及通过电子传输的其他军事情报。对于涉密文件和媒体,协定采用双层密封制,外层应注明军事情报提供方当局以及接受方当局的地址,且外层不得标明安全等级,只有内层才可以制作军事情报的安全等级。就涉密设备而言,涉密设备的运输工具应进行安全防护,防止未授权的人员进入。而等待进行装运的涉密设备,应该放置于与其安全等级相符的储存区域,并经授权才可进入储存区。机密设备在途中的每次易手应获得接管收据。最后,以电子方式传输的其他军事情报应当根据对应的安全等级在各缔约国内进行相应的安全认证。
2日韩签订GSOMIA的政策动因
2.1历史与民族矛盾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方面由社会构建,主要通过社会实践和互动而得以塑造,并不是由人性或者其他政治方面特征而决定[2]。亚历山大·温特(Vinter Aleksander)认为,人类之间的联系是由共同的思想而决定,与物质力量无关。简言之,当国家间具备共同的历史、文化互动以及社会关系所引发了利益趋同时就会促进合作。但日韩军事情报合作是一个反常现象,并没有遵循建构主义的逻辑。与此相反,日韩共同的文化、历史和民族习惯却成为军事情报合作的主要障碍。
首先,日本殖民统治对韩国的民族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1910年,日本正式占领朝鲜半岛,对韩国实行严酷的殖民统治,并且1937年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意图摧毁韩国的文化和精神根基。除此之外,韩国妇女被迫成为慰安妇以及大量韩国人被用于人体试验等民族压迫事实导致韩国民间对日本仇恨情绪高涨[3]。其次,日韩之间的领土之争,不仅是一个极其不利于军事情报合作的政治因素,而且更加重了韩国民间对日本的反感。《2010年韩国国防白皮书》就曾指出,日本所主张的领土独岛(Dokdo)是韩国的领土。最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更加剧了两国之间军事情报合作的鸿沟[4]。日本内阁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并推行弱化日本战时暴行的教科书,进一步导致对韩政策出现结构性缺陷,再加上韩国对日本和解方式的抵制,日韩军事情报合作政策基础进一步被削弱[5]。
因此,GSOMIA的签订只是近几年外部军事形势影响的结果,并不是在建构主义框架下所主张的社会实践所形成。日韩之间的历史和民族敌意本应该在现代军事情报安全合作上予以避免,但现实是这种敌意成为了两国军事情报对立的主要症结所在。
2.2日美韩军事联盟GSOMIA是日美韩三国就东北亚安全利益“平衡”的产物。在东北亚,主要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观点解释区域军事发展动态。现实主义认为,军事能力的分配是影响国家进行合作的主要物质因素[6]。而军事安全合作则通过联盟的形式予以保障,当一国能力不足以应对其他国家的霸权势力,联盟就被视为平衡地区军事实力的必要工具[7]。二战结束后,日韩在东北亚的现有力量分配受到美国军事实力的压倒性制约,日韩为寻求区域安全,选择与美国军事结盟。而这一点在美国对GSOMIA签署的积极斡旋上得到印证。
由此可见,美国是日美韩联盟形成的根本原因,GSOMIA是美国连接日美联盟和美韩联盟的关键一步。二战后,为了以联盟方式遏制我国在内的共产主义势力增长,美国分别与日本和韩国签订《美日安保条约》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为GSOMIA签订奠定坚实基础。随着冷战结束,俄国实力有所弱化,但我国军事实力不断提高以及朝鲜问题的出现,促使美国继续在东北亚施加军事影响力,以在日本和韩国建立军事基地,作为美国全球军事防御链的一环。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在东北亚维持霸权秩序,保证其经济与军事安全利益[8]。由于日韩存在历史与民族矛盾,美国利用其对日韩的安全承诺和威慑,迫使日美韩形成三边主义,GSOMIA因势也成为了美国总体情报和竞争情报的重要来源。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网址: http://www.rbxkzz.cn/qikandaodu/2021/0708/559.html
上一篇:安全战略转型下日本导弹防御计划的二元取向与
下一篇:抓好学刊用刊推动工作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