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日本学与日本亚洲学会(2)
二、日本亚洲学会的创立与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解除了锁国禁令,欧美人短时期内大批涌入,地处亚洲东隅的日本在思想、政治与社会诸层面的变化,引起了欧美人士的广泛关注。1872年10月一批侨居日本的欧美外交官、学者、商人和传教士在横滨发起创办日本亚洲学会,掀起研究日本的热潮。日本亚洲学会创办了一份英语刊物《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专门刊载居留日本的欧美人是对日本的观察与研究,也兼及其他亚洲国家与地区,面向日本海内外发行。该刊物是英语世界早期开展大规模日本研究的物化体现。
关于日本亚洲学会的创立缘起,留存下来的文献记录极其有限。在1915年1月27日学会年度会议后的晚宴上,时任理事会成员的克莱·麦克考利(Clay Mac Cauley)作了题为《日本亚洲学会历史回顾》(Historical Retrospect of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演讲,详细回顾了学会自1872年创立至1915年间的历史;后来这篇演讲稿刊发在《日本广知报》(Japan Advertiser)上,学会创始人之一威廉·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读到该文后,致信麦克考利[1],对学会创立时的情景进行了补充①。学会成立50周年庆典上,多位会员对学会的价值与意义做出评判,对学会的历史亦稍有涉及。以下以《学刊》刊载的会议纪要、会员名录为依据,参考麦克考利的演讲与格里菲斯的书信,对学会的创立情况与发展历程予以粗线条勾勒。
1872年早些时候,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文艺与社交联盟(Literary and Social Union),成员为来自美国的教授及其家人,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包含自欧美诸国前来日本的学者、外交官、海军军官和传教士在内的日本亚洲学会。1872年7月29日,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的商工会议所(Chamber of Commerce)举行创立集会。后来先后担任学会会长的赫伯恩(James Curtis Hepburn)、布朗()、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巴夏礼(Harry Parkes)和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都积极参与了学会的筹创工作。
1872年10月30日,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举行首次会员大会,有35人出席。会上,会员口头发表研究成果,萨道义宣读了名为《日本地理》(The Geography of Japan)的论文,哈德洛()、莎利(E.W.Syle)、格里菲斯等都出席了会议。格里菲斯致麦克考利的信中指出,此时及以后一段时期,与会者大都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人、日本历史以及日本的自然环境。到1873年底,学会会员发展到114人,除3名通讯会员外,几乎全部居住在横滨与东京两地[2],114名会员中英国人74名,美国人23名,其余17名来自其他国家,只有森有礼一位日籍会员[3]。学会的组织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沃森()任首任会长,莎利(E.W.Syle)为首任通讯秘书。
学会在横滨创立有其必然性。1859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后,横滨得以开港,并由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逐渐成长为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欧美各国外交官纷纷进驻,如穆勒·比克(Müller Beeck)1864年到横滨德国领事馆任参赞。随着横滨码头、海关的建设,还专设外国人居住区,许多侨居中国上海等地的欧美商人纷纷移居这一新的开港地。身处异域的外国人集中居住在港口城市并被限定在特定范围内居住(日本公、私雇员不受此限),他们创办学会既有排遣孤独寂寞的需求,也有借交流加深对日本了解的意图。
麦克考利指出,学会经历了一个双重成长过程——既有物质方面的成长,又有精神方面的成熟[4]。学会成立后的最初三年一直在横滨发展。1872年学会甫一成立,就引起东京公使馆实习译员(student interpreter)、使节团成员及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外国教师的兴趣。随着东京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加之取消了外国人在划定的居留地内活动的限制,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数目渐次超过横滨,激增的东京会员希望学会就近设在身边,以期更方便地参与其中。1875日本亚洲学会将活动中心及组织机构迁至东京。此后一段时期内,学会在东京、横滨两地轮流集会。1876年学会常设机构中的书记员、理事会成员两地各占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东京、横滨仍各保留一名书记员,但理事会成员两地均分的情况不复存在,学会逐渐成为一个在东京定点活动的机构,只是像访客一样偶尔到横滨召开会员大会。
之后学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些起伏和波折,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1881年学会搬离驻在六年的帝国大学,迁到外国人聚居区筑地,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商工会议所集会。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将设在筑地汤岛圣堂(the Episcopal Mission’ s Theological Hall)的图书馆作为其长期居留地。此后学会成为一个浪游者,被迫多次搬迁:先是搬迁到虎之门(虎ノ門),图书资料被迫放置在英国公使馆内;后来再次搬回到筑地的汤岛圣堂图书馆;1890—1904年在筑地17号定点常驻十四年;不久学会跌入“失望的谷底”(Valley of Despond,麦克考利语),再次无家可归,其活动也近乎停滞;1907年学会在卫理公会教派出版社(the Methodist Book Publishing House)找到一处寓所;1912年学会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安置新家。1913年6月开始,会员大会的会期、地点都固定下来,《学刊》也出于经济的考虑,相应进行了大幅度改革。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网址: http://www.rbxkzz.cn/qikandaodu/2021/0223/4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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