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太”区域，日本新《安保法案》的施行与“印太”战略的推进从历史节点上确立了力量投射的动态逻辑，促使日本派出更多的“宙斯盾”舰参与到远洋行动当中。2019年，海自“鸟海”号“宙斯盾”舰开始参加美印日“马拉巴尔”海上联演，(86)海上自衛隊海上幕僚監部.日米印共同訓練(マラバール2019)[EB/OL].

(三)联美牵制中国制造安全隐患

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后，日本开始将“国家间战略竞争”状态视作国际关系演变的显著特征，(88)国家安全保障会議,閣議.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Z].日本：2018:2.并与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对国际局势的判定形成契合，呈现鲜明的对华竞争指向。这一局面是日本的地缘政治思维作为根源性因素左右国家政策的结果，也是国际地缘重心转移背景下各国在“印太”竞逐权势的体现。如今，日本跟随美国频繁鼓噪中国军力变化带来的“威胁”，透出将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的预设思维。结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内针对中国“大范围迅速扩充军备”的指责，(89)国家安全保障会議,閣議.国家安全保障戦略[Z].日本：2013:11.日方还将“中国核导战力提升”的结果臆认作“导弹突防作用”的强势发挥。(90)国家安全保障会議,閣議.平成31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Z].日本：2018:4.为凸显中国突防能力产生的“影响”，日本在2019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指称中国“正通过反舰弹道导弹(ASBM)的战力达成增强‘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目的”。(91)防衛省.令和元年版防衛白書[Z].日本：2019:64.与之相应的是，美国防部在2018年发布的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指称中国“添加了新型核打击力量，在战略中突出核力量的地位，其行为显得愈加强势逼人”。(92)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Z]. U.S.: 2018: 1.以上论调表明日本将中国导弹打击能力视作重大威胁，积极迎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显露对中国国力增长持有的负面判定与遏制逻辑。

如今日美同盟导弹防御体系的构建，看似为了应对朝核局势。然而在国际制裁日趋严苛的境况下，即便朝鲜实现了“核导技术小型化、打击手段多样化”目标,(93)防衛省.令和2年版防衛白書[Z].日本：2020:104-105.美日凭借同盟既有的防御作战能力还是能够实现有效应对的，且美对日“延伸威慑”的效力并不会在短时期内骤然衰减。在应对俄罗斯庞大的核力量时，日美从战略逻辑上又不能完全指望“同盟导弹防御体系”承担全部的“拒止型威慑”责任。美国执意退出《中导条约》(INF)印证了其依然偏向用“报复型威慑”对俄施压，日本依存于美国“延伸威慑”保护的现实。现实来看，日本持续扩充导弹防御力量的规模和装备种类，鼓动美军加大在日协防力度，用于防御作战的部队总数及其联演、测试程度呈现急剧攀升势头。可见这种军力整合程度，已超出了日美所谓“维护地区战略平衡”的实力需求。

诸多迹象显示，日本处于同盟协助取向下与美联合打造的导弹防御体系在现实中明显体现出针对中国的一面，牵制中国的战力发挥成为了日美对接的深层动机。导弹防御系统看似是盾，却能够在运用中保护进攻型武器的生存，形成更加利于进攻的态势。那么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联美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预判，骤然推升了中方的安全压力，在日美对华挑衅升级情形下还可能进一步引发高烈度的军事对峙。而在自助取向下，日本寻求大国权势与单边绝对安全的企图，又可能突破现行法理红线，会以非对称或更加激进的方式接近“慑止核导威胁”的目的。那么无论是攻势防御，还是拥核自助，都会给中国战略安全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以上日本导弹防御计划的后续演化，将拖延中国优化战略资源配置、塑造有利地区安全环境的实践进程，迫使中方集中巨大的战略资源重点对日进行反制。日本秉持功利性实用主义和追随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冲击了正在逐渐转圜的中日关系。当周边攻防对峙的现实与日本实现地区“安定”的愿景(94)国家安全保障会議,閣議.国家安全保障戦略[Z].日本：2013:2.渐行渐远时，日本捆绑在美国战略利益上的导弹防御实践背离了缔造安全手段的初衷。

四、结语

日本的导弹防御构想与实践深刻反映了一个充满危机意识并饱含战略警觉的国家对自身地缘特性及国际战略博弈的当下思考。如果说战略思维表现为“能够利用一切必要资源来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95)彼得·帕雷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M].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685.日本导弹防御计划中的多重路径设计似乎超越了单纯的防御范畴，令“自助”取向下的威胁应对举措透出些许应变属性，也使“同盟协助”取向下的日美防御对接体现出战略实用价值。审视日本导弹防御计划的演进，特别是攻防转换的政策背景，可以看到一个极具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的逻辑链条。但对于真正的战略缔造，不仅要看到在目标与手段间的互动式调整，还更应关注国家合乎理性的手段选择。(96)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M].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646.这里的问题在于，日本为应对核导威胁而开展的路径选择在执着于提升国家权势的大趋势下能否保持理性与适度？毕竟，在“积极防御”范畴之外，“攻势防御”的实施几近成型，“报复型威慑”的营造存在可能。可以看出，以“专守防卫”为原则的日本，发展适用于自身国土防卫规模的导弹防御系统有其“合理性”，但日本导弹防御领域激进化建设的趋势、运用范围的延伸，特别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名义追随美国施加干涉的企图，势必对地区安全局势造成更为消极的影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中国有必要重视日本导弹防御计划的整体构思与发展进度，思考科技引领与威胁伴生的新兴军事变革，统筹应对日美战略攻势的综合方策。同时中国应当从历史演进中聚积战略智识，延展国际权势转移中的地缘视域，采取更加敏锐的态势感知，不仅要强化新兴技术与传统作战领域快速融合，还应采取多重国际努力阻隔日趋激烈的攻防对抗态势，最终洞察并把握住化解中日安全困境的时代机遇。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网址: http://www.rbxkzz.cn/qikandaodu/2021/0708/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