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尼基教授也就两处翻译提出了具体意见：第三十一至三十四幅图版应为正式出版的印刷本，笼统套用了通常用于表示未出版文本的manuscript，有欠妥当。当然，译者明确注明了“刻本”（block-printed）一词，因此不可能指狭义上的“手稿”。此外，图版四十三、四十四明显是两块雕版模板，英文被动译作“雕印”，亦有表示“印刷品”之嫌。我们由衷感谢科尼基教授的明察秋毫和慷慨指正。

三、与科尼基教授商榷西夏对中国的认同

科尼基教授自称唯一要对原著发的一句抱怨（gripe）和牢骚（grouse）是将西夏归入中古中国。他声称“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这句话有失公允，因为“西夏帝国不属于中国”而“独立于中国”。西夏为何不属于“中古中国”这一广阔范畴呢？科尼基教授认为“它经常与宋代中国（Song-Dynasty China）发生战争”。科尼基教授刻意将“宋”作为定语限制“中国”，从他使用的“宋夏战争”来看，科尼基教授实际上已经认可了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多元一体的基本事实。

科尼基教授还认为同一问题也适用于其他的“异族朝代”（Alien Dynasties）。显而易见，科尼基教授所指的是与“中国的汉族朝代”相对的“中国的异族朝代”，即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国古代王朝。

科尼基教授的异议引出了一个更具深意的话题：中古中国的概念和西夏的中国认同。同时，他的介入也显示出，我们在书中强调指出“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仍有其实际意义，它有利于澄清国外部分学者在此问题上模糊甚至谬误的认识。

在此，我们从西夏的帝统观念、华夏意识、制度文化、民族认知等角度，论证西夏是中国的一部分，以供科尼基教授和关心此问题的专家们参考（详见史金波《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

帝统沿承

西夏攀附元魏，追认唐朝，推崇唐尧、汉祖，认可古代中国帝统，自认为是其继承者之一。元昊向宋朝进表：“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于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元昊自称党项拓跋氏与北魏拓跋氏有亲缘关系，尔后先是党项领袖拓跋赤辞归唐，太宗赐姓李，后来拓跋思恭讨伐黄巢有功，僖宗封夏国公。这段叙述反映了西夏皇族的历史记忆和自我认知。

同样，西夏大庆三年八月十日（公元1038年）《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记曰：“我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辨迈唐尧，英雄□汉祖”（英雄后字缺，应为“等”“同”“超”“越”之类）。唐尧位列“五帝”，是中华正统的象征。而“汉承尧运，德祚已盛”，“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亦是中国王朝之典范。凡此种种，可见西夏皇族在对外、对内的修辞之中，都自认为是中国正统。

再看外交辞令：西夏前期，宋辽互称“南朝”“北朝”，而称西夏为“西夏”。金灭辽后，西夏遵辽例以事金。西夏后期，宋金互称“南朝”“北朝”，仍称西夏为“西夏”。有趣的是，西夏大安八年（1081年），时值宋夏战争，凉州感通塔碑的西夏铭文因西夏地处西陲，用“东汉”称呼宋朝。而在该碑的汉文碑铭却用“南国”称呼宋朝。可见在近两个世纪中，西夏一直保持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座位，而“南”“北”“东”“西”这些方位词都明显表示了其中任意一家都只是中国帝统的一部分。

华夏概念

欲知西夏人对中国概念的认知，可以考察西夏文献如何翻译“中国”“华夏”诸语。首先，西夏人尽量淡化“夏”“夷”之别。不论指京城还是中原，西夏直译“中国”为“中间之国”。而在翻译“夏”“夷”字样时，西夏文韵书《文海》注释道：“夷者夷九姓回鹘、契丹等之谓”，明确把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排除在外。此外，西夏文类书《类林》中音译“夷”“戎”“蛮”“狄”，或将“四夷”译为“四部”“四类”“四小国”“小地寡姓”，尽量淡化夏夷之分。

西夏还将自己控制的疆土包含在广义的“中华”之内。在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有佛学著作《禅源诸诠集都序》，系唐朝佛教大师宗密所作，在该序中有“达摩受法天竺，躬至中华”之语，西夏文译为“达摩受西天心法，来到东国”。这里西夏译者将“中华”译为“东国”，与“天竺”相对。而唐朝裴休为此序作述，有“故天竺、中夏其宗实繁”之语，西夏文意译为“故西天、东国此宗实多”，亦将“西天”与“东国”相对，可见西夏人对“中华”“中夏”广义放大到宋朝以前，包括西夏地区在内的中国古代王朝，而非只是北宋朝廷一家的势力范围。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网址: http://www.rbxkzz.cn/zonghexinwen/2022/0422/5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