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菲菲:日本的工匠精神传承及其当代价值(2)
(四)“日本制造”中失落的工匠精神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制造”开始进入黄金年代。当时,日本诸多大企业成为全球家电、汽车、数码等行业的翘楚,“日本制造”以其模仿创新能力与工匠精神为世界各国所乐道。然而,近二十余年,“日本制造”与互联网、智能硬件市场擦肩而过,错失发展良机,更有一些长期拥有美誉的日本企业集体曝出造假丑闻。
“日本制造”面临溃败危机,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观点认为,这与日本过犹不及的工匠精神不无关系。日本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认为,工匠精神并不适合大规模工业生产;半导体产业研究者汤之上隆甚至指出,日本制造业过度依赖匠人精神与手工艺者的技艺和过于苛求性能与指标的极致,其败北缘于工匠精神的过度发挥。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不乏对工匠精神的曲解。目前“日本制造”的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其工匠精神在制造业民族主义与名利观、僵化的体制和扭曲的实践能力观共同作用下失落而导致的。
“日本制造”面临危机的重大成因之一,在于美其名曰“明治精神”的民族主义抬头,以及急功近利的名利观甚嚣尘上。所谓制造业民族主义,是工匠精神在近代与帝国主义结合,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口号中孕生的,将制造业发展与国运紧密结合的思考与生产方式。而当今其有所抬头的时代背景是,日本制造业的诸多企业面临来自世界各国和新技术的严峻挑战,没能做到及时转型,却继续背负着日本制造业中根深蒂固的“技术实力神话”,有的危机意识淡薄,没能及时反思危机;有的企业乃至国民则认为模仿可耻,忘记了丰田汽车学美国、官营八幡制铁所学德国起家的历史,这种骄矜和执着名利的心态导致其工匠精神失落,致使其故步自封。
在“功利主义伦理理论”影响下,日本有些企业在管理上也往往不再坚持以“家职伦理”凝聚与培养员工,而是唯股东意见是图、以眼前利益至上。在这种背景下,工匠精神不光容易被简单化为单纯的技术至上主义,“以社为家”的“家职伦理”也被异化为唯公司高层马首是瞻、员工沦为“社畜”并为公司奴役,甚至染指不正当行为的企业文化。《朝日新闻》社论警诫日本国民,“虽然不愿这么想,但蔓延的不正当行为可能已经成为制造业中的一种隐性知识”。
而制造业中易见的“工程师实践能力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日本制造业乃至服务业的营销意识淡薄和对市场的忽视,盲目追求顾客“满意”和技术的提高,这往往指向“品质过剩”。所谓“工程师实践能力观”即认为“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这既是展示和证明自己的实践能力的最佳途径,也是指导自己职业行为的根本原则。这导致其价值取向是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会不会做”等能力素质,而不是“应不应该做”“要不要做”等涉及伦理道德的因素。其导致的品质过剩包括性能过剩、包装过剩与服务过剩。性能过剩是一个日语中的特殊词汇,指的是一种商业体质,这种体质使得商户提供的产品品质往往超过了顾客的需求,与传统工匠精神所倡导的“人物相通、美用一体、尊崇自然”的价值指向是相悖的。
日本的工匠精神是其工匠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力量聚合体,同时也是日本工业文化的精神支柱。失去了工匠精神的“日本制造”,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以为继。如今,也有如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无印良品九州TABUCHI等企业在反思基础上明确了制造业升级对工匠精神中的传统劳动观、价值观、自然观与体制基础的诉求,从而成功发挥了工匠精神在现代制造业中应有的作用。
中国是工匠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但传统工匠在古代等级社会中一直处于社会下层,难以获得与普通劳动者平等的身份地位。而且,在西方功利主义的侵袭下,传统工匠精神不断失落,重拾工匠精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难题面前,日本工匠精神传承中的经验教训或对中国具有以下启示意义。
第一,管理模式上实施全员参与,强调东方式的共同体意识。第二,在工匠传统技艺与精神传承的方面,发扬工匠精神中家职伦理的凝聚力,复兴学徒制。第三,国内产业链快速下沉并且趋于细分化,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欣欣向荣的互联网行业,工匠所属的实体制造业需要不断尝试与市场相结合的真正的创新,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第四,制造业转型是中国率先进入生态文明的重要契机。目前,中国的制造业生产还有不少采取粗放模式。我们在弘扬传统工匠伦理的积极作用时,也应当唤醒敬畏自然之心,重拾工匠精神尊崇天人合一的情怀和道法自然的智慧,在生产过程中淘汰粗放式经营,在提升效率与效益的同时,最小化对生态的破坏。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网址: http://www.rbxkzz.cn/zonghexinwen/2020/1018/345.html